12345真情面对 | 从广场舞噪音高频诉求治理看成都温度
城市发展，如何聚焦人的发展；城市治理，如何聚力人的需求？
从 “高频”诉求的群众矛盾解决中，看超大城市在基层治理上的初心和温度。
5月12日，由成都市政务服务和网络理政办公室联合成都市广播电视台打造的“12345·真情面对”推出 “舞出和谐——从12345案例看成都温度”特别直播节目。
直播中，来自成都市公安局、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、市城管委等相关部门单位业务处室负责人，及温江区相关街道部门单位，专家代表、群众代表，就广场舞高频噪音扰民诉求解决、群众矛盾化解、基层社会治理等方面，在线分享成都在以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解决群众矛盾上的创新实践和思考。
华灯初上，城市广场舞中，活力风采的老人们开始享受着健身的美好。但如果因无节制的扩声带来噪音扰民，则又是被不少市民所诟病的。
“2023年3月—4月，噪音污染反映占到成都12345热线诉求总量的20%左右。其中，仅4月的问题反映达2.7万多件。”直播开始，成都市政务服务管理和网络理政办公室苑富山给出一组数据。“社会生活噪音中的广场舞噪音扰民，成为了市民反映的热点之一，这中间有意见，更有建议。”
一边是高频投诉
一边是老年群体退休生活的“刚需”
怎么办？
解决问题的关键点和突破点在哪里？
……
2022年成都12345热线优秀典型案例中，温江区“聚焦广场舞噪音扰民，破解网络理政高频难题”入选优秀典型案例。温江区以亚洲湾广场噪音扰民的投诉为突破点，寻找探索基层群众矛盾解决的新思路新办法。
温江亚洲湾广场，原本有早、晚21支广场舞队，涉及相关人员750余人，涉及1支陀螺队40多人。
“一坨一坨的，太吵了， 我经常晚上都要投诉！”
“因为广场舞噪音的问题，在场地上 发生了争吵甚至是出现了打架，还报了警。双方之间为了赌气，把音响放在一起比谁的声音大…”
人多队杂，怎么才能“对症下药”？
“首先是‘走进’群众！”温江区涌泉街道江浦路社区有关负责人在直播中分享经验做法。
街道由社区工作人员 “摸情况、交朋友”，同坐板凳当好“贴心人”，多听群众的“牢骚话”。把广场舞涉及到的把各相关负责人、骨干，以及周边居民代表、城管队员、社区民警等约到一起“聊”，换位思考，互谅互让。
热心肠、人缘好的亚洲湾广场陀螺队队长王万德成为了队长，在直播中他回忆说，“最开始让我们调整时间，我们还是有意见的。但经过社区多次介入调解，我们也换位思考，理解之后，到后来也就主动积极配合了。”
通过将21支舞蹈队选出正、副队长、秘书长，建立广场文体协会，推选出带头人，把分散的队伍凝聚起来，建立起广场“盟约”。噪音制造者“变身”成了和事佬调解员。
“现在明显能够感受到好多了，我们也能理解，就是需要和谐。”曾经的投诉人：亚洲湾广场居民尹佳也在直播现场点赞肯定。“因为我们也会老，也可以像他们一样去生活。但作为年轻人，我们还是希望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，睡一睡懒觉，但当时噪音太大了……”
正是从对立者到问题的协商者，从规则的制定者再到文明的劝导员、秩序的维护员、热心的志愿者……亚洲湾广场陀螺队、舞蹈队统一了队服、队标，调低了音量，广场舞最终做到了早开场、早结束，周末还打烊。2022年1-11月相比上一年同期投诉下降73%。
“怎么样不让城市风景线变成投诉重灾区，怎么样既保障在广场舞的合法利益，同时要保障更大范围内的公共利益，这是我们要考虑的。所有城市发展到一定的阶段，一定要去面对破解这道难题。” 作为专家代表，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、西南交通大学教授陈光在直播现场表达感受：
“社区是什么？社区就是居民生活的公共空间。这里面需要组织连接，需要文化连接，一定意义上广场舞提供了居民通过这样的方式交流的一个窗口。实际这里面不仅增强了相互之间的交流，增强了认知，实际上增强了文化传播渠道，也体现出了居民对社区本身参与度甚至是某种归属感。我们发现很多组织当中特别活跃的一些群体，它需要有个别的少数精英，能歌善舞，而且有感召力、动员力，常常在周边产生很多影响。而这些参加广场舞的人中，往往成为最活跃的分子，变身成为社区非常有力的一种力量。”
舞出和谐
从12345优秀案例看成都温度
基层是社会治理的最前沿，基层治理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。广场舞噪音扰民问题，实际上是群众内部矛盾问题。
走在矛盾纠纷调解的最前端，共同出谋划策解决群众痛点难点问题。成都市公安局户政管理局武芳芳说，在治理广场舞噪声时，不但自己要充当“和事佬”，还要走进群众，和他们“交朋友”。公安机关将在各地政府的领导下，配合文广旅、体育、公园城市等相关职能部门加大对在街道、广场、公园等公共场所组织或开展娱乐、广场舞、优育锻炼等产生噪声污染活动的管理力度。并推动地方和行业组织发布广场舞活动倡议或文明公约，加强广场舞爱好都自律管理，自觉守法，避免干扰他人正常生活、工作和学习。同步充分发挥“微网实格”的治理体系作用，形成常态化的噪声污染防治的宣传工作，多给群众“磨耳朵”，形成日常性的居民信息收集摸排，听取民生诉求，走在矛盾纠纷调解的最前端，并及时的向我们的街道、派出所反映，再共同出谋划策解决痛点难点问题。
城市管理工作要从“被动管理”转变为“主动服务”，变“末端执法”为“源头管理。”成都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总队案件审核处一级主办邓小英说，“12345优秀案例给城市管理工作提供了好的经验和深刻的启发，它既有法制建设的一方面，同时又能体现出社会温度的一个社会治理的缩影。城市管理部门一直以来的执法和管理的思路，也是结合了法治建设和柔性执法工作，城市管理执法问题70%都是用服务的手段来解决，20%由管理手段，10%才是由执法手段来解决，力求把民生问题落到实处，让城市管理更高效，更有温度。”
“可达、可利用性”的规划引领，促进人情味、归属感和街坊感的本质回归。成都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详细规划管理处处长江毅说，“在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和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过程中，对于市民中间日常的高频的需求，我们更多的是在社区维度，促进人情味、归属感和街坊感的回归。第一是注重可达性的问题，将各类设施分为街道级在15分钟能够到达，社区级5-10分钟就可以便捷到达。按照这样的空间范围，集合体现社区管理、社区服务、医疗卫生、社区商业等等一站式的服务配置，这是可达性。同时在这些过程中间形成医养结合、文体融合、无界交流的公园城市社区生活圈概念，让社区商业服务综合体、邻里中心等等共同促成活力。以人为本，紧扣“一老一小”主题，对社区层面的养老设施、幼儿园的标准进行了提高，新增日间照料中心等等，满足养老需求。同时社区中间还有很多年轻的活力人群，对于他们来说，按照公园城市+理念，坚持设施嵌入、功能嵌入和场景带入模式，将社区的文化、康养、休闲、教育和社区邻里中心、社区商业等生态空间紧密融合，促进人情味、归属感和街坊感的本质回归。”
这就是新时代的“枫桥经验”，也是“枫桥经验”在成都的体现。陈光表示：“基层是社会治理的最前沿，广场是基层治理当中的最末端，解决问题时，不是考虑到把产生问题的人直接简单地解决掉，而是和可能产生问题和矛盾的主体和人，共同来解决问题，这个治理模式是共治管理。这个案例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，出现任何问题首先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，不是简单杜绝问题，简单取缔。要充分通过网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各种方法和工具，真正形成广场内外群众利益兼顾的方法，它是有的，不是没有的，只要我们走出办公室，办法一定会比问题多。我们要尽可能依靠群众、发动群众，就地解决问题，让广场舞真正能够在现有的法规和条件，满足群众利益诉求的情况下，能够舞出他们的健康，舞出他们的和谐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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