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月29日晚，周维扬学兄转发来一条讣告，成都市京剧团京剧表演艺术家蒋叔岩先生，已于当日凌晨逝世，享年107岁。

维扬兄曾是这个剧团的小提琴手。在那个大唱样板戏的年代，各种西洋乐器，纷纷进入全国各京剧和地方剧团。此前，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门类，是井水不犯河水，各行其道的。

维扬兄知我喜欢旧戏，又特别仰敬蒋叔岩先生，于是及时给我发来了先生鹤归的讣闻，尽管维扬兄早已离开京剧团，转事文博任职30年；而我也未能再从舞台上，瞻仰叔岩先生风采40余年。

知道“蒋叔岩”的名字，要回溯到六十多年以前。那时，成都市有两个京剧团，一个是群众京剧团，在棉花街剧场（今东风路大慈寺对面，四川省文联宿舍一带）；一个是成都市京剧团，在西御街新声剧场。前者在成都市民口中，习惯叫“棉花街京剧团”，后者则似乎没有听到多少动静。

棉花街是一条小街，剧场也是一个小剧场。密密麻麻的小店铺，把剧场包围着，满满的烟火气、市井味。虽然拥挤，但剧场前面，还是有一条六、七米长，四、五米宽的门洞式通道，使剧场与街面分隔。通道两侧壁上，挂着几天内要演的剧目牌告，时间、戏名、主演、演员的名字，用不同的颜色，大小的字体作区分，琳琅满目，很是惹眼。过了通道，再走几步空地，迎面径直踏上剧场的浅浅台阶，然后验票，验毕门帘一撩，进入秀小的前厅，再撩开左右两边的小门门帘，然后就对号入座了。

我第一次去棉花街看戏，在1954年左右，一个夏天的黄昏，干妈来玉带桥我家吃饭，饭毕问我，想不想去棉花街看戏？我当然求之不得，于是，征得父母的同意后，便旋在门口叫上一辆黄包车。我们在剧场门口下车，走进通道，见左侧墙面，赫然一排横写的“玉堂春”三个黄色大字，分外醒目。下面是稍微小些的，也是横写的，一行红色的字：“主演：花想容”，然后再往下，是若干竖行并列的演员阵容。当时，我刚读小学一年级，由于5岁时，祖父子骏公即每天教我认“字方方”，因此牌板上的这些常用字，不但认得，就连那种板式呈现，居然都还记得大体清楚。

干妈似与这里的好多人都熟，我们没有买票就进去了。戏已开演多时，我随她从最边上的过道走到台口，见头排位置的前面，摆着几张小桌，桌上是茶碗和瓜果。干妈与坐在头排看戏的人招呼了一下，然后引我坐上那人旁边旋腾出的空位。由于离舞台太近，我人小身矮，需要不断仰头，才能看得清楚。只见台上坐着几个穿蟒袍戴官帽的人，面向观众；一个女人跪在台口，面向几个官员，互相就这么说来唱去，没有个完，很是无趣。我心目中戏台子上的孙悟空、大花脸、翻跟斗耍刀枪，连点影子也没有。就这样看了十来分钟，在我的嘟囔下，半途而来的我们，又半途而去。

此后大概过了一两年，我读小学二、三年级，群众京剧团突然开始上演连台本戏《济公传》，说是“灯光技术，机关布景”，大吊人们的胃口。头号台柱刘荣升，是人们熟知的老生名角，一人主演济公。记得头本《济公传》刚一推出，就每晚场场爆满，街头的预售票点，甚至卖到了十天半月以后。大我几岁的“街娃”伙伴，跟随大人看过以后，回来绘声绘色，大摆特摆，济公如何法术高强，演降龙罗汉的筱虎辰，又如何武功非凡。至于奇幻的机关布景，更是如何地神秘莫测…，听得我如痴如醉，兴奋神往。

终于有一天，我随父亲的妹妹，我喊“九孃（姑妈）”的，第二次去到棉花街。

这一次是好多天以前，父亲就买好的预售票，到了临时，父亲忙碌，就让九孃带我去。还未走到剧场，远远就看见字大如斗的“济公传”广告牌，如中药铺子的店招一般，高高悬竖在剧场门口两侧。门口熙熙攘攘，卖吃的卖烟的钓票的，煞是热闹。进入通道，上次《玉堂春》的位置，换成了《济公传》，主演“刘荣升”的名字，比上次“花想容”的名字，写得还要大好多。九孃指着刘荣升的名字，对我说：“刘荣升，好角色！”又指着竖写的演员表中“蒋叔岩”的名字，对我说：“蒋叔岩，好角色！”我也就是这样，从此记住了“蒋叔岩”的名字。

蒋叔岩（左）

步过通道，意外看见剧场台阶前面的的那块小空地上，矗立着一尊如真人大小的、济公和尚的全身塑像！斜帽破扇，状貌滑稽，活灵活现，引人围观。场内的戏还没有开锣，场外的济公已先声夺人，抓住了观众的心。

我们买的是三角钱一张的丙票（甲票四角，乙票三角五分），在二十排以后（棉花街剧场小，座位最多二十七八排，而大部分剧场都是三十一二排，甚至有三十三四排的）。戏开演了，幕布拉开，没有出现滑稽的济公，而是高坐法台的如来佛祖，和那些形形色色济济一堂的众多罗汉。演的是如来派降龙罗汉下凡，化身为济公，这以后才是故事的展开。接下来的场景，好像是什么员外家庭，然后是灵隐寺济公出家，此刻刘荣升登场，满堂叫好。我离得远，看不清刘荣升的面部，据说已经六十多岁，他那些疯疯癫癫的动作，十足滑稽的腔调，再时不时地唱上几段，唱到拖音的地方，一口气不换，连续要拖好久好久，这些，都不断地博得喝彩。这个时候，听见邻座观众，也像九孃那样：“刘荣升，好角色！”

蒋叔岩演的似乎是老员外之类，戏份不算多，唱的时候，台下也有鼓掌，但风头明显被刘荣升盖过。

《济公传》的第二本上演，时间过了大概好几个月，还是在棉花街，主角还是刘荣升。筱虎辰扮演的降龙罗汉，在战妖魔的关键时刻才出现。蒋叔岩似也有登场，但记不起在剧中的角色了，大概还是员外之类吧。

群众京剧团的《济公传》在棉花街接连演了三本，第四本不知何故，移往春熙路的三益公剧场上演，棉花街剧场露天的那尊济公塑像，也移到了三益公，不过不在露天，是在剧场的侧厅位置。照样是刘荣升，照样是大广告，观众也照样地踊跃热烈。

在此期间，成都有一个“新光川剧团”，看到《济公传》票房如此火爆，于是依样画瓢，推出了川剧版的《济公传》，是在西门石灰街的群生群场，还是南门方向的一个什么剧场？总之一本接一本地连续上演，据说票房也卖得很好。群众京剧团的《济公传》不紧不慢，一共只演到四本；新光川剧团却一路赶超，过不多久就推出一本，不知不觉，街头、电杆上贴的手写海报，竟然换到了八九本！尽管如此，新光的川剧《济公传》，我却一本也没有看过，甚至至今都不知道这家刷团的任何情况，包括他们的演出场所。

成都这场京剧、川剧先后掀起的《济公传》热潮，记得是突然“熔断”的，以至在三益公新推的第四本，很多人都没有来得及看到，据说是因为奉了“上边”的指令。随后是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，快手快脚的群众京剧团，趁热打铁，推出了大幕新戏《人造卫星闹天宫》。那时我大概读小学四年级，趁一个星期天，一个人跑去棉花街，买了一张“午场”票。午场的票价，比夜场要低五分至一角钱，平时夜场，小观众往往仅占不足百分之一，但午场却可以达到百分之一二十。而这一次，午场的青少年还要更多，直到开演，场子里依然闹哄哄的。然而，这天台子上的热闹，一点不让台下，除了少不了的嫦娥、吴刚、玉兔，以及玉皇大帝、四大金刚、李靖哪咤外，还有孙悟空、八仙等都纷纷上场。记得筱虎辰扮演的不是卫星就是悟空，蒋叔岩演的吕洞宾…。剧情的结尾，是古今两个都闹过天宫的孙悟空和人造卫星，经过一番斗法对打，最后不打不相识，彼此“结为金兰之好”，成了一对好兄弟。

我在棉花街只看过两次午场，一次是演《吕洞宾三戏白牡丹》，蒋叔岩的吕洞宾；然后就是这场人造卫星，这也是我在棉花街看的最后一场戏。过了不算太久，就传出群众京剧团和新光川剧团，因为演《济公传》的错误，要双双调出成都的消息。

消息在报纸上得到了证实，但没有说与《济公传》有关。那天的《成都日报》我亲眼读到，登的是群众京剧团即将调往贵州省遵义市，成都市文化局和市京剧团为此特开联欢会欢送。我至今记忆犹新的，就是在这个欢送会上，宣布把群众京剧团的蒋叔岩和王学思，调入成都市京剧团。至于新光川剧团，这篇报道似乎没有提及，但实实在在的是，新光川剧团也从此在成都销声匿迹，具体调往何处，当时有过报道，但我没有上心。不过，既然是川剧，怎样也不会出川吧。

群众京剧团走了，或许是由于习惯，也或许是由于情感，尽管知道还有西御街的成都市京剧团，我却一直没有去看过，如此直到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。

那是一次不知什么缘故，父亲仲循公突起雅兴，要带我去西御街，看成都市京剧团的新戏《孙悟空出世》，而且是买的两张甲票。父亲民国二年出生，青年时期酷爱川剧，且是“票友”，曾经不知在春熙路“三益公”还是华兴街“悦来”，有过粉墨登台，饰演的许仙、梁山伯剧照镜框，在家里展挂过好几年，后来收存箱柜，再后来文革，偷偷烧毁。父亲当年一度差点“下海”，去当专业演员，被凭技术经商的祖父和顽固独断的祖母坚决阻止，终于作罢。川剧名伶黄佩莲在顺城街三多里的宅院，1940年代即在父亲的监证下所购得。

但从我“懂事”以来，听父亲“摆”（讲）关于戏的“龙门阵”的时候多，随父亲“看”戏的机会却比较少。每次我向父母要钱买票看戏，基本都能满足，但都是我单独去，因为父亲要忙生活，而且他去，还须多花一张票钱。我也知趣自觉，基本都争取买楼厢一二排的丙票，从来没有买过甲票。

这是我第一次走进西御街新声剧场。这个剧场果然不负一个“新”字，它所在的西御街是条“大街”，剧场的大门直接面向街道，之间是一块颇为宽敞的空地，用栅栏与街面相区隔。剧场的外形雅丽含蓄，整体呈鲜秾的黄色。栅栏內的左右两侧，是两块巨大的海报戏牌，由于露天，比棉花街通道中的显得更为醒目，上面横排一溜的“孙悟空出世，王少泉主演”几个大字，无论在人行道还是街沿外的行车道，远远都能够看到。

剧场内，地面前低后高的斜度更大，更便观览。座椅很新，比棉花街的略宽，上面白漆喷的排、号标识，由于其新，显得更亮、更清晰。舞台也比棉花街更大，帷幕似也要多两重，而且一例地颜色鲜丽，与煌煌厚厚的台毯互衬，交织出一种富贵和时尚。

那个年代的夜场戏，一般至少演三个半小时。大幕正戏之前，往往有一出半小时以内的折子戏来“静场”，犹如正餐前的一道开胃菜。当晚的静场戏是《赵氏孤儿》中的一折，有屠岸贾出场，我也因此由于父亲的纠正，知道了这里的“贾”字，要读如“古”。

王少泉的戏，之前没有看过，但知道他是“全国四大美猴王”之一。 当晚他演的孙悟空，确实维妙维肖，技艺高超。戏中的情节、布景，都细致呈现，很有那种一层深入一层的吸引力。开头的石头变猴子一场，先是各方神仙坐臥灵石的铺垫酝酿，然后是天昏地暗，电闪雷鸣，再配上锣鼓声的时强时弱，时缓时急，在石头爆炸的那一瞬，硬是有天崩地裂，不得不爆的效果。演到花果山猴死生悲的一节，则生动情切、使观众的情绪也随起随落。水帘洞汩汩流泻的水帘、猴子们穿水腾跃的演技，激起观众席上连连喝彩。接下来浮舟泛海、访洞寻仙、修道打坐、半夜传法、腾云变化、逐出师门、回山称圣等全部情节，一段不漏，细节不遗，丝丝入扣。演得纷繁，看得过瘾。

从此，初中学生的我，不知不觉成了新声剧场中，年龄最小的“常客”，基本上每个月，总是要买票去看一两次。年龄增长了，看戏的口味也变了，过去追逐的武戏、猴戏、神仙戏，基本不再看，旦角戏则是从来都不喜欢看。选择看的，全是有历史故事、历史人物的文戏，包括筱月亭悲壮怆神的《走麦城》红生戏、筱樊春楼等惊心动魄的《狸猫换太子》连台本戏。三国戏看得最多，《失空斩》、《群英会》，都是看过三次，而且基本都是蒋叔岩的诸葛亮、王少泉的马谡、黄盖，朱经奎的曹操，王素砚的鲁肃，孙雁鹏的赵云。张惠君的周瑜。其中蒋叔岩最出彩的唱段，是《空城计》和《借东风》两场，把诸葛亮的机智内敛和从容潇洒，演唱得细致入微，传妙会心。记得《借东风》一场，当时普遍风行的，是把马门腔中旧词“玄妙法”，改成了新词“习兵法”；后面的“劫数到”，改成了“时机到”。但先生每次所唱均按旧词，原味隽永。每当到此，京腔弦调，行云流水，气转肠回，全场肃然。那种观众席上屏息凝神，沉浸其中，舞台上下，物我两忘的场景，现在看来，已成绝响。

说起来也好笑，看了那么久蒋叔岩的戏，却不知道先生是位女伶。直到1963年以后，上高中了，一次午场的《失空斩》散场，我出侧门去休息厅曲廊喝水，意外发现在尽头拐角处，一个完全敞开、放置有几个洗脸池台的所在，几位演员说笑着，各自面对每个洗脸池墙上的镜子卸粧。最外面的两个池台，紧挨着曲廊外的一块小小花园，蒋先生就在这个最外面的位置，脸上油彩已经洗净，里层的衬服尚犹在身，此时正对着镜子梳整盘发！我一下大惊，如此地道的老生、名角，怎么竟然会“是女的”？！

回到家里，我急不可耐，把自己的“发现”告诉父亲，父亲也果然大惊，但他的惊讶，是我既然一直爱看蒋叔岩的戏，居然不晓得蒋叔岩“是女的”？！父亲这才想起告诉我，蒋叔岩当年，在“春熙大舞台”连演多场，以“女老生”在成都红得发紫，霓虹灯组成的“蒋叔岩”三个大字，一段时间在春熙路半空夜夜闪烁！现在的蒋叔岩，尽管还是有名，但比起“那二年”的势头，早就已经今非昔比。

蒋叔岩先生与孤儿院儿童合照

在蒋叔岩去世的简短讣告中，列举了一些代表性剧目，其中的《四郎探母》，已被禁演多年，我自然没有看到。而“拿手戏”《击鼓骂曹》，虽然未禁，但却只看过得其“亲授”的王天仪所出演。直到文革结束，传统戏开禁的1978年以后，才在成都牛市口的“胜利剧场”，终于看到先生亲演的弥衡。那时，虽然已经六十多岁，但唱、做到位，风采不减，特别是京胡《夜深沉》陪衬击鼓的那段，不仅配合得默契利落、天衣无缝，而且此时先生的个人发挥，更可谓是形鲜神活，精微圆熟，直臻随心所欲的化境。当晚看戏的，多系暌违传统戏多年的老观众，中场休息和散场时，互相之间的话题，仿佛在“说天宝年间事”，令人喟叹。

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先生的戏。没有想到的是，过了两三年，我会在舞台之外，见到生活中的蒋叔岩先生。

那是1981年秋，我的大学生活行将结束，学校给我一张“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”的票，地点是邻成都锦江宾馆的锦江大礼堂。票的位置在二十排前后，我进场时，会还沒有开始，却见前面十排左右的过道处，一位搞书法的朋友谢季筠，腑身正与一位太婆说话。须臾，谢回身走向后排，彼此招呼中，方知老太婆是黄稚荃先生。我大喜过望，因为黄老是我久仰却不得识的文化前辈！于是甫一散场，我抢步趋前，向黄老自我介绍，敬申拜识之意。黄老略予接谈，然后礼貌性地向我介绍与她邻座的一位女前辈，说：“这是蒋叔岩蒋老师。”

“ 啊！”我自然更是惊喜，赶忙向已经从座位起身，一口京腔催促黄老离场的蒋先生致意，并改用自己的“椒盐普通话”，略表看戏多年崇拜至极之意。或许是听惯了这样的赞扬，也或许是急于离开，蒋先生的回应却是漫不经心。此刻，场内已快散空，蒋先生招呼一声“先走”，即大步流星作别。待我随侍黄老步至前厅台阶的大平台，却见身着浅黄毛衣，颈系紫红披肩，形矫目炯的蒋先生，推一辆女式自行车，已经走到大门，然后轻快熟练地骑上，扬长而去。

10年以后的1991年冬，成都市文化局在西御街新声剧场，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，内容是关于“纪念徽班进京二百周年”活动。我时于一家报纸供职，遂与报社的副刊部主任周雨樵兄，参加了这个发布会。

还是那个少年时代就熟悉的“老地方”，但走到门口，却生出一种世易时移、沧桑已改的陌生感。时髦的茶坊、游戏室、录像厅，正在包围、蚕食着这个曾经的京剧圣殿。记忆中充满艺术感的大戏牌，被录像片场次、游戏厅广告所占领。当年悬挂在休息厅墙上、小花园曲廊的，那些本团青老两代名演员们神彩奕奕的彩色头像照片，早已经不翼而飞，荡然无存。剧场门口上方，新挂的“纪念徽班进京二百周年”红底白字布幅，倒是醒目，却又似孤零零的唐吉诃德，在那里不合时宜地苦苦支撑。

新闻发布会就设在剧场内。主办方态度隆重，颇用心思，不仅请来了本剧团已经退休的老辈名角筱樊春楼、段丽君、孙雁鹏等，而且请来了原群众京剧团的老演员，其中就有筱虎辰！到会的媒体，大概约有一二十家。

介绍活动情况的，是调任文化局一把手不久的史家健局长。由于他是我大学时候的老师，因此轮到记者提问时，我也就没有多少顾忌，把今天门口看到的感受，比照二三十年前的亲历亲见，激动而情绪化地倾倒出来。我借此建议政府部门，帮助恢复新声剧场姓“京”的特质，让演员天天有戏演，观众天天有戏看。场外的海报阵地，应该收归剧团，用来大张旗鼓、理直气壮地为京剧造势，使新声剧场成为京剧的“基地”、“窝子”。恢复过去培养、宣传自己名角的做法，挂他们的照片，让他们被观众熟悉。希望剧团敞开大门，培养票友，吸引观众，成为大家爱来的京剧大本营。最后我提了一个问题：今天来了这么多老艺术家，连离开三十多年，远在贵州的群众京剧团都回来了，怎么独不见曾经是两个京剧团名角的蒋叔岩先生？

发布会的最后环节是采访互动。团长张惠君先与我握手，连说“谢谢”，“都是我们的心里话，说得好，谢谢您！”筱樊春楼更显激动，说话的声音有些哽咽：“您说出了我们想说、不敢说的话，谢谢您…”段丽君等其他老辈名角们，也都是一脸的喜悦、激动，亦有人偷拭泪水。

散场出来，年长我两岁的雨樵兄说，刚才我提问时，成都晚报的文化老记者廖友朋问他：“你们报社的这个总编，岁数不算好老嘛，咋个一说就是几十年前的事？”

当天，主办方向各家媒体，赠送了若干场的演出票，包括我心中永远的群众京剧团（尽管改为“遵义市京剧团”已经三十多年），特别是其硕果仅存的筱虎辰，都有参演，可谓献给这座城市的，最后的京剧盛宴。但是说起来，连我自己都不相信，我最终是一场都没有看！是工作忙碌、身不由己？抑或是《四郎探母》中，佘太君唱的杨五郎那样“把性情改”？我还真的说不清楚。

说杨五郎“性情改”，是因为他“削发为僧出家在五台”。我没有削发为僧，却在两年后辞职下海，日与杜工部祠作伴邻。再五年，漂至书海中的春熙路成都古籍书店，单辟一处，吴祖光先生赐题店招“英华堂”，弄起了古旧书的经营。

大概在两千年前后，一次问起在杜甫草堂任馆长的维扬兄，知蒋叔岩先生依然健在，就住在西御街的京剧团宿舍。她的丈夫是中文教授，过世多年。得到这个新闻术语里的“由头”，我遂于一个下午，前往“访书”。

到宿舍，经打听，从一个拐角单元的楼梯上楼，即见蒋先生穿件夏天常见的齐肩白褂，正站在家门口过道上，与隔壁邻居说话。声音洪亮，精神健旺，全无想像中八十多岁人的一点点老态。

我奉上名片，说明来意，二十年前锦江大礼堂与黄稚荃先生的那次见面，没有提及，因为我确信老人早已忘得一干二净。

这次先生的回应热情，先是说所有书籍，多年前即已处理；然后想了一会，从一个抽屉里，翻找出一叠红格钢笔字稿纸，说：“这是王利器先生当年住在我家里写的，这么多年了，我留着沒用，就送您吧！”

王利器先生著述甚丰，曾有购读。稿子没有署名，内容全部关涉批孔，应属1974年左右所写。我合掌谢过，小心收好，转而聊起当年看戏的事，特别提到棉花街群众京剧团。

先生于是取出几本相册，里面是过去的许多剧照，亦有不少生活照，尤以穿军服的为多。我才知道先生原来在1950年代初期，还有过“公安”剧团的经历。先生略重听，我说话须大声，关于群众京剧团，不知是未听清，还是无意讲，始终没有聊到这个话题。

天热，先生摇扇，也递给我一把，老年人大抵不适应空调。极整洁的房间，纤尘尽除，却暑热难隔。我翻过照片，感觉久留添扰，便向先生告辞。

于是就这样，一晃又是二十余年，直到传来先生一百多岁仙逝的消息。

先生去世的讣告中，附有1937年《打严嵩》的一个唱段，系著名的上海百代公司录制，一段西皮“嘉靖爷坐山河风调雨顺…”，嗓音浑郁厚亮，吐词极清晰，抑扬顿挫，收放有致，宛转搖曳处，揣度细品，赞叹叫绝！是年先生21岁，敢以全国老生行当第一人余叔岩的“叔岩”二字，用作自己的艺名，也算是“太岁爷上动土”。不过，时年47岁的余叔岩先生，当时如果听到这一段，我想应予欣然认可，甚或会觉得“后生可畏”的吧。

先生是苏州人，幼入“蒋家班”，遂以为姓。入蜀以后，瞬间唱红成都，广受追捧，亦获当时成都的“五老七贤”之首，任过前清四川提学使的方鹤老（旭。1852--1940）的关注，视为忘年交。在鹤老线装两册的《鹤斋诗存》中，有写赠蒋叔岩的好几首诗，并有一序一跋，且跋为骈体，是了解先生早年行迹的难得资料。谨试以标点，全文引录于下。

《送蒋叔岩归沪并序》。叔岩聪明绝顶，而又烂漫天真。其登台也，高唱入云，浩气横海，明君良相，壮士高人，历历在目，足以发人思古之情。及其退闲在室，蚩蚩而语，嬉嬉而游，跂跃犹有童心，颦笑纯乎天籁。余尝赠陆树田诗，叔岩羡之，憨然索句。乃口占云：“已许教坊第一名，美人真似牡丹行。朝阳台上生光彩，雏凤清于老凤声。”“余生铁板擅高歌，宛转苍凉任揣摩。十五女郎学壮士，最难涵养到中和。”其姊艳琴去时，曾有诗；今叔岩又将去，杨葆生赠扇索书，乃赋四章书之：

一曲红牙燕子轻，晓风残月不胜情。小乔自有英资在，合向铜琶出艳名。

几辈名伶学叫天，只争声调溜珠圆。能传悲壮苍凉概，不信余郎是丽娟。

丈夫台上气如虹，小鸟还依白发翁。忽地英台忽童稚，笙歌队里女犹龙。

万里桥边几度过，长亭新柳舞婆娑。可怜一色蛾眉样，绿到江南春更多。

嗟夫！听琵琶于江上，白司马论落相逢；忆胡琴于海滨，苏玉局俯仰兴感。古之贤者，大抵如斯。仆亦多情，庶几窃比。年华八十，吟羁客之秋词；歌舞三千，话前朝之春梦。下台已久，竟游戏以忘归；拂槛何浓，觉清平之可诵。有目共赏，覯此名花；分手良难，怕闻折柳。借酒杯而消块壘，托歌（赋）以赠娉婷。妙音能得几回闻，叹此曲只应天上；秀句相随千里去，知有人苦忆江南。叔岩其许我乎？

方鹤老这篇合诗、文、赋于一体的文字，写于九十一年前的1931年，其时，“十五女郎”的蒋叔岩。在成都“已许教坊第一名”。方鹤老生于清咸丰二年，正逢太平天国起事之秋。如此则方、蒋忘年之交的历史跨度，衔接三个世纪，达到了整整的一百七十年！从这个角度看，蒋叔岩先生在四川主要在成都，将近百年的奇迹般存在，背后的意义，已经不止于戏剧领域，亦在文化的、历史的范畴。有鉴于此，不知我们的“有关方面”，是否曾经有所留意，或不失时机地有所计划，有所征录？

套用一种流行说法，就是某某某去世，带走了一个时代。蒋叔岩先生亦然。只是她带走的那个时代，岁月更长，而且还远远地未被我们认识得清晰。

谨以此文敬奠蒋叔岩先生。先生千古！

2022年7月20日完稿于清水河玉带旧居。

作者：江河水

版面编辑：叶升芃

责任编辑：雷启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