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年是麋鹿回归中国40年。日前，在“2025年麋鹿与生态保护国际研讨会”上，麋鹿名称不再是“Pere David's Deer”（大卫神父鹿），而是中文音译的“MiLu”。这一转变受到广泛关注。

麋鹿起源于何时，又在历史上经历了怎样的兴衰演化过程？“MiLu”一词如何走向国际？麋鹿保护又取得哪些科研成果？

麋鹿兴衰演化历程

从本土灭绝到重引回归

麋鹿又被称为“四不像”，中国特有的物种，清末国内灭绝后，仅少量个体被运往欧洲圈养。

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研究员孟庆辉介绍，殷商甲骨文中就有“麋”字，麋鹿在《孟子》《礼记》《本草纲目》等典籍中均有记载。1865年，法国动植物学家阿尔芒·大卫（Armand David）首次向西方科学界描述中国麋鹿，后被确认为新物种，并给它取名“Pere David's Deer”，简译为“大卫鹿”。

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，麋鹿被外国人运到欧洲动物园，中国本土麋鹿灭绝。英国十一世贝福特公爵将巴黎、柏林等地动物园里仅存的18只麋鹿买下，养于伦敦乌邦寺庄园。

1985年7月17日，我国“麋鹿重新引进”项目小组与英国乌邦寺庄园塔维斯托克侯爵签署《中英关于麋鹿重引进的协议》。

同年8月24日，英国乌邦寺赠送的20只麋鹿乘坐飞机抵达北京。

1987年，南海子再次引入18只麋鹿。

1986年，还有39只从英国7家动物园挑选的麋鹿被放养在江苏大丰麋鹿自然保护区。

北京38只、江苏39只，这77只麋鹿成为我国重新引进麋鹿的奠基种群。

这是11月4日在宁夏青铜峡库区湿地自然保护区内拍摄的麋鹿（无人机照片）新华社记者 杨植森 摄

麋鹿保护研究工作

突破疾病防控、饲养管理、遗传瓶颈“三道难关”

据了解，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历经几十年的培育，已从最初引进的64头麋鹿，发展至4500余头，其中野外扩散种群达1600余头，形成全球最具规模与活力的野生麋鹿种群。

目前，保护区核心种群达2901头，野外种群已扩散至湖北、湖南两省十余县市区，形成石首三合垸、杨波坦、监利兔儿洲及湖南洞庭湖4个自然种群。

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负责人杨国祥介绍，当地腾退2.3万亩土地，为麋鹿提供接近自然野生栖息环境。英国肯特大学教授John Mackinnon两次到访石首保护区看到麋鹿野性恢复良好，大为赞赏。交谈中，他均采用“Milu”称谓。

40年来，我国大力开展麋鹿保护研究工作，突破了疾病防控、饲养管理、遗传瓶颈等“三道难关”，为麋鹿保护提供了扎实的科技支撑。如今，全国麋鹿种群数量1.5万余只。其中野生种群6个，约6000只。

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麋鹿保护研究室负责人郭青云告诉记者，在疾病防控方面，我国科研人员长期开展全国麋鹿重要病原体的监测，构建了麋鹿重要传染病集成监测与防控平台，实现麋鹿样品采集、一站式检测、综合分析于一体。

在饲养管理方面，郭青云说，我国初步建立了麋鹿保护综合管理平台，能够实现麋鹿种群的自动化监测与智能化管理，并通过摄像头、红外相机等获取麋鹿种群数量、分布、健康状况信息，为科研工作提供数据支撑。

据郭青云介绍，在遗传学和种群建设方面，我国首次构建了麋鹿T2T基因组，为日后解析麋鹿遗传、疾病以及适应性演化等提供了重要参考。我国还构建了全国不同麋鹿种群肠道微生物宏基因组数据集，确定了免疫球蛋白、应激激素及肠道微生物的GMHI和MDI作为健康评估指标。“这替代了传统采血检测方式，改为粪便检测，实现了野生麋鹿种群的健康体检。”郭青云说。

2024年10月28日在江苏省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拍摄的麋鹿（无人机照片）新华社记者 吕帅 摄

“MiLu”一词走向国际

中国麋鹿保护获世界认可

从引进开始，中方学者在国际场合就坚持用MiLu称呼麋鹿，但西方仍沿用大卫神父鹿。随着麋鹿种群在中国有效恢复，这种局面被逐渐打破。

在“2025年麋鹿与生态保护国际研讨会”上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（IUCN）主席拉赞·穆巴拉克说，麋鹿（MiLu）重引进已成为全球最成功的物种重引入范例，IUCN将其誉为“野生动物重引进的中国范式”。

这些成就，为科研人员使用“MiLu”提供了充足底气。

8月18日在北京麋鹿苑拍摄的麋鹿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 摄

“越来越多专家学者使用‘MiLu’，既体现了我国麋鹿保护工作的成就，也展现了我们的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。”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展览部部长胡冀宁说，“‘MiLu’一词走向国际，也为世界深入了解麋鹿及其起源提供了重要参考。”

资料来源：湖北日报、科技日报、央视新闻